心学教育思想产生于明中叶。随着理学教育的僵化，程朱学派养成的教育传统窒息了自由思想，士人都把熟读宋儒对经书的传注奉为金科玉律，不敢稍有出入。人们对教育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，纷纷对理学教育思想及科举考试弊端展开检讨和批判。正统时，理学家薛瑄、吴与弼等人因不满“述朱”式教育思想的控制，主张重振儒家躬行实践的道德教育传统，并提倡“清修笃行”。至成化、弘治年间，这股教育的检讨与批判思潮由学者间对“清修笃行”的提倡，转向对社会道德沦丧的救治，其救治方法就是正人心。胡居仁提出“凡道理具于吾心，大小精细无所不该”，“心与理一”，“心理不相离”，“心存则理自在，心放则理亦失”[32]的观点。与胡居仁同出于吴与弼门下的娄谅、陈献章，亦从自我身心修养方面，对程朱理学的教育理论与方法进行反思与修正。娄谅大胆怀疑宋儒对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注释，企图通过重新解释来“正本清源”。陈献章则主张轻书重思，学宗自然，自得于心，闭门修养。继之而起的王守仁、湛若水，针对程朱理学教育理论与实践只重书本轻道德的弊病，提出了他们的教育主张。湛若水注重道德修养方法，企图对程朱理学进行修补。而王守仁则对程朱理学的僵化和教条化进行了批评和否定，主张重振儒家的伦理道德，加强教化的作用。他力排程朱，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，并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广泛传播。随着阳明学派的形成与发展，王学的教育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，都涵盖了湛若水的甘泉学派及其他诸儒的心学教育主张，取得了主导地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