终于闲适下来了。
他知道陈独秀的作息时间，晚上和早晨读书写文章，下午见客，高谈阔论，他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继追随李大钊之后，又受到陈独秀的影响。后来在香港，面对美国堪萨斯大学口述历史著述学者，他这样描述胡适的安徽老乡陈独秀：“每当午饭后，如果没有别的客人打扰，他的话匣子便向我打开，往往要谈好几个钟头。他的谈吐不是学院式的，十分引人入胜。他往往先提出一个假定，然后层出不穷地发问，不厌其烦地去求得他认为最恰当的答案。谈得起劲的时候，双目炯炯发光，放声大笑。他坚持自己的主张，不肯轻易让步，即便不大显著的差异也不愿稍涉含混，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才肯罢休。但遇到没有考虑周到的地方，经人指出，他会立即坦率认错。他词锋犀利，态度严峻，像一股烈火似的，这和李大钊先生温和性格比较起来，是一个极强烈的对照。”
张国焘有幸，与另一位改变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人物毛泽东一样，在青年时代，受到了李大钊、陈独秀两位时代巨子指点迷津般的启迪。两位导师，在北京、上海的时空中，同一座红楼和江南阁楼，时间却是1920年春和夏，一个在前，一个于后，对他俩进行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，选择怎样的政党与道路的对话。只是后者修成了正果，而前者则选择荒芜末路，此为后话。